“营口港务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高宝玉在任时，把企业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眼中根本没有组织、没有纪律。”

一段时间以来，管党治党不严，监督管理虚空，致使辽宁国企腐败案件频发多发。辽宁省纪委监委从以案促改破题，推动“事后查处”变为“事前预防”，制定加强对国企领导人员教育、管理、监督的相关制度，确保国企健康发展。

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公报在总结2018年工作时指出，“坚持标本兼治、固本培元，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一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充分运用查处案件的“活教材”，以案促改、以案促建，为防止类似问题发生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围绕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制度建设。针对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冯新柱严重违纪违法案件，陕西省委制发《关于深入开展以案促改工作的意见》，将以案促改工作模式固化为长效机制，形成了党委（党组）总负责、纪委监委（纪检监察组）抓协调和督查落实，职能部门各负其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郑州市纪委监委针对查处的市公安局洁云路分局原局长成健等3人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督促市公安局党委组织剖析查摆一把手履行“第一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出台《全市公安机关党组织提醒约谈函询工作实施办法》，强化党员干部管理。

查找发案共性规律，研究监督制约机制。针对村级集体“三资”管理领域腐败易发高发问题，上海市纪委监委在剖析典型案例的基础上，深入查找问题症结，督促镇级层面加强对村级集体“三资”的监督，搭建信息监管平台，着力管住村组干部手中的权力。“已经办理竣工规划条件核实的建设工程，不得申请变更……”针对4名业务骨干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1人受党纪政务处分的重大案件暴露出的审批制度不够完善、自由裁量权过大等问题，厦门市出台城乡规划实施规定，从制度上防止权力滥用。

分析国企腐败案件新特点，建立防止利益冲突机制。上海市针对国企体量大、比重高、覆盖广且腐败易发多发的情况，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10余起市管国企腐败案件特点，研究制定《关于市管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防止领导人员利益冲突的办法》，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制度建设。结合某些国企高管借助特定关系人搞利益输送、侵吞国资等新特点，明确领导本人的配偶子女、其他特定关系人及其投资经营的企业，不得与任职及关联企业发生经营业务往来和投融资关系等“七个不得”， 为国企领导人员划清了“红线”、标明了底线。

以案促改、以案促建不只针对大案要案。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科技局负责人因违规发放津补贴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州纪委监委督促州科技局在全州科技系统就此案开展警示教育，健全财务管理等制度。“坚持小过即问、小错即纠，有助于铲除污染源，保护整片‘森林’健康。”州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去年上半年，福建省福清市阳下街道北林村林德发、林风父子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一案涉及的66名党员干部受到查处。“林氏父子系列案件，暴露出一些重点领域、重点部门存在制度缺失和监管不力等问题。”福清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罗明炜说。对此，当地41个涉案单位和党组织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或组织生活会，深入剖析发案原因，整改各类突出问题91个。市林业系统针对60多个岗位的廉政风险点制定相应对策；当地国土、规划、住建等部门也完善相关制度，堵塞漏洞。

“针对案件‘解剖麻雀’，寻找深层次原因，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健全防范制度，就是在推动扎牢‘不能腐’的笼子。”贵州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夏红民表示。